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造反起家的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定年號永昌，迎來了人生的第一波高峰。
李自成出生于陜西榆林米脂縣李繼遷寨一個貧困家庭，論出身，他與明太祖朱元璋有得一拼：幼年時一個給地主放牛（朱元璋），一給地主牧羊；都是十幾歲失去父母；又都被舍身入寺廟當過小和尚。而且不知是巧合還是后人附會，朱元璋出生時滿屋紅光，鄰居還以為是著火了；李自成出生時，他父親夢見一個黃衣人闖進了他家的破窯里，因為古代只有皇帝才能穿黃色的衣飾，李老漢散布這樣的言論，其居心不言而喻。
兩人參加革命的動機和經歷也出奇的一致，都是由一名小兵到統領千軍萬馬的統帥，繼而稱王（朱為吳王，李稱新順王）稱帝（大明皇帝，大順皇帝）。只是稱帝后兩人的結局完全不同，一個開創了屬于自己的時代，為子孫打下近三百年基業，一個把大好局面給糟蹋了，將本已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人，不僅毀了自己，還給國家和民族帶來極大的影響，后來的事實證明，整個中華民族被整整耽誤了三百年。
為什么會如此？縱觀李自成的奮斗歷程，可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襄陽稱王前后為分水嶺。稱王前的李自成以饑民造反起家，流寇思想嚴重，以流動作戰方式，通過劫富濟貧來招攬人心和解決部隊給養，打得極其艱苦，渭南潼關南原一戰，李自成就是中了洪承疇、孫傳庭的埋伏，只帶得劉宗敏等17人逃到商洛山中。
時值后金大兵壓境，孫傳庭、洪承疇等人均被調往遼東防范后金軍（清軍），李自成得以在山中茍延殘喘。
崇禎十二年（1639年），原本接受朝廷招安的張獻忠在谷城（湖北省襄陽市西部）再次反叛。趁朝廷主力入川全力追剿張獻忠之際，李自成從商洛山率數千人馬殺入河南，收留饑民，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李自成的軍隊一下子又擴充到了數萬人。
再次滿血復活的李自成總結之前的經驗教訓，在以往起義農民提出的“均貧富”口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均田免賦” 口號，并以此作為政治綱領和奮斗目標，徹底摒棄了之前“所過殘破”的流寇作風。
李自成思想實現質的飛躍，效果是顯而見。由于他的政治主張非常切合廣大民眾的愿望，使他本人的威望、軍隊的聲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為回應，民間到處傳唱“迎闖王，不納糧”、“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就是群眾對起義軍的最大聲援和支持，而牛金星、宋獻策、李巖等知識分子的先后加入團隊，則改變了之前一味靠暴力掠奪富戶的單一手段。
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陽稱王，標志著他已經具備了初步的戰略目光。開始分派官員和駐軍管轄其控制的區域，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生，務農桑”，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大搞根據地建設。狠抓部隊正規化建設，將軍隊劃分為前鋒、后勁、中權、左弼、右輔五營中央野戰軍和地方衛軍。
經過三年實踐，李自成意識到，襄陽是個四戰之地，而且地盤不大，發展潛力有限，于是決定換個地方圖謀發展。在確定戰略轉移方針的問題上，李自成召開了一次聽證會（可惜這樣的聽證會太少了），經過充分論證，李自成最接受了謀士顧君恩提出的定關中之策：先取陜西作基地，再略定三邊，經山西攻取北京。
李自成遂于八月，揮師北上。由于張獻忠五月份攻克武昌并建立“大西”政權，孫傳庭奉命率兵10萬入關進剿。孫、李兩軍于九月在郟縣（今河南省三門峽市西北）相遇，此時，李自成軍已經脫胎換骨，而明軍士氣低落，加上老天爺的眷顧（天降大雨），致使明軍糧道不暢。
李自成抓住千載難逢的機遇，一面動員群眾堅壁清野，使明軍無法就地籌糧；一面派大將劉宗敏率萬余輕騎出汝州，截斷明軍糧道。孫傳庭聞訊大驚，不得已打算回師打通糧道，給本來士氣低落的士卒造成一種錯覺，以為主帥要撤軍，都爭先恐后的往回跑，場面迅速失控。
李自成瞅準機會率軍追擊400里，大敗明軍， 斬首四萬余級。然后，李自成乘勝揮師西進。于十月攻破潼關，孫傳庭兵敗被殺，李自成迅速占領陜西全境。
李自成進占陜西后，繼續推行襄陽的經驗，采取了一系列安定人民生活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措施，并于次年正月初一，在西安正式稱帝建國。
李自成稱帝后，免不了要大封功臣，設置各級行政機構等。但他很快發現，皇帝并不是好當的，大批的官員、幾十萬軍隊，還有他來不及統計的子民，這些人都要吃要喝要糧餉，可西北這地方太窮，如果不迅速解決財政危機，不用明廷來打，自己內部就會出問題，政權隨時有垮臺的危險。
為此，李自成于二月誓師東征北京。令李自成意想不到的是，此次出征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順利。 除了在寧武關（今山西寧武境）遇到山西總兵官周遇吉以命相搏，拼死抵抗外，各地守軍都是一觸即潰，望風而降。大順軍只用兩個多月，于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就打進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檢自縊身亡。
勝利來得如此之快，讓李自成都有點懷疑人生，不過這也是他人生最后的輝煌了。如果說進城之初李自成還能保清醒的頭腦的話，比如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隨著內心深處農民意識及暴富心理的膨脹，其目光短淺的缺點開始顯露。
李自成一頭扎進紫禁城后，就忙著與后宮的女子快活，封宮女竇美儀為妃。還拉上一班功臣武將在后宮尋歡作樂，認為這就是在享受勝利果實了。
接下來，李自成變得更加不可思議，按理說他已完成終極目標，推翻了明朝統治集團，進駐了全國統治中心北京城，應該把工作重心轉移到如何當家作主上了，當務之急應該是安撫和團結治下的知識分子、舊官員及各階層民眾，維護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帶領人民開創一嶄新的時代。
可李自成似乎沒有這種意識，還是像之前窮怕了的樣子，只想如何弄錢，盡可能多的搜刮錢財，以達到快速致富的目的。于是從二十七日開始，派人四處抄家，強行要求前明官員按品級大小，交出銀子 “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
為此，劉宗敏還特地制作了五千套夾棍，這那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對拒不交銀的官員即用夾棍伺候，直到折磨至死。據明末清初史學家談遷稱，在這起敲榨勒銀的事件中，就有1600多人喪命令（《棗林雜俎》）。可見，并非所有官員都是貪官，有些人實在拿不出銀子。
大順上層如此驕橫奢侈，底層的士兵也有樣學樣，他們“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大順軍每到一處頭等大事就是設立追索餉銀機構，例如在城固縣，“賊索餉，加以炮烙”；在汾陽，“搜括富室，桁夾助餉” ；在絳州，“士大夫慘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權將軍檄征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
這一系列行為，讓李自成人心盡失，那些掌握話語權的士大夫們甚至對大順政權到了恨之入骨的地步。西長安街上出現：“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皇帝，改元義興元年。”的告示，也就不足為怪了。
李自成在其他方面昏招迭出，但在軍事上一點都不糊涂，為招降明朝最后一支有生力量——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部，他以威迫手段讓吳三桂他爹吳襄寫信勸降。吳三桂最初也有歸順之意，但當他聞知大順軍的所作所為后，是大失所望，接著又聞聽自己的家也未能幸免，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擄去時，頓時怒火中燒，當即轉而向多爾袞求助。
完全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反復無常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和預案，走一步看一步的他，一怒之下又犯了“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的兵家大忌。結果，被吳清聯軍打得大敗而歸。
李自成逃回京城后，于四月二十九日匆忙搞了個登基儀式，將吳三桂一家大小34口斬首，次日即撤出北京。帶上他搜刮來的大批金銀由山西逃回西安，臨走還在紫禁城放了一把大火。
從三月十九日雄姿英發的進入北京，到四月三十日倉惶撤離，李自成在京城僅僅呆了42天。42天，在歷史長河中可以忽略不計，但這42天卻是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42天。李自成生生把一個大好局面給葬送了，把本已到手的江山拱手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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