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斐爾： 雅典學院
撰文 | 希羅子
責編 | 張晗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一則基因編輯嬰兒出生的聲明震動全球科學界和媒體。此次事件中暴露出的賀的試驗目的，試驗過程中使用的技術手段、倫理委員會的評審和各方反應讓我覺得這件事恍如一場噩夢。如此不科學、不可思議而瘋狂不道德的想法在中國竟完成試驗，可見賀周圍的科研圈子及監管機制也出現了系統性的漏洞。
我預測此事會對中國科學及基因編輯技術的應用造成深遠的不可彌補的負面影響，而基因改造人類的出現對中國此領域的法律監管及後續應對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為這是一個人類還從來沒有面對過的局面。關於此事，網路上已經有了充分的討論。本文我想以此事引申討論，中國科學到底怎麼了？
從對科技發展的投入到民間資本的逐步介入，從政府及各個高校的各種層出不窮的引才計划到科學明星的出現，都顯示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高度認可科學價值的階段。而「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的廣為討論則顯示大家對中國科學的現狀並不滿意。本文嘗試從一些角度剖析中國科學的癥狀並討論其發展方向。
中國科學幾大怪現狀
中國科學的怪現象之一是中國科學家及大眾對諾貝爾獎的崇拜到了病態的程度，每一次諾貝爾獎頒獎都是中國媒體的狂歡，諾貝爾獎獲得者可以隨便來中國淘金簡直已經成了國際學術界都知道的「怪現象」。而中國學術界出現「張生家磁蛋白事件」，「韓春雨假基因編輯技術事件」，此次「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事件」，都是這一怪現象的具體表現。張生家近乎痴迷地認為「磁蛋白」是諾貝爾獎級別的工作，「賀建奎事件」爆出的倫理委員會評審文件里竟然出現了認為該試驗會超越獲得諾貝爾獎的「試管嬰兒」技術，這些對社會和科學界造成巨大影響的事件背後都有對諾貝爾獎的妄想症在作祟。
主流科學界就沒有這樣的現象嗎？我們現在無數次看到媒體上報道中國出現了各種「諾獎級」的科研成果。追逐看來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研究也是有些有實力的科學家的風格。我把此類科學家稱為科學界的「呂布」，實力強大但沒有理念和高尚的品位，為了追逐熱點他們可以隨時轉換自己的研究領域，但事後發現各個領域的原創成果都與其無緣。如此不計後果的「媚諾貝爾獎」的宣傳模式和科研導向，嚴重影響了中國科學的理性科學布局和發展。
而除了「諾獎妄想症」，中國科學最露骨的癥狀就是媚CNS（Cell， Nature，Science）, 中國的絕大多數大學的人才評價及獎勵體系是以CNS為導向，這會導致科學的布局是「一窩蜂」似的布局，所以當大家看到應用冷凍電鏡技術解析結構容易發CNS後，中國各個大學的冷凍電鏡中心就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賀建奎所在單位南方科技大學也是大力支持建立冷凍電鏡中心的新生力量。病毒學家、生化學家、表觀遺傳學家、藥物學家都在爭先恐後的解析蛋白結構。這些不以科學價值為導向的行為喪失了科學布局和發展所需要的基本理性，導致中國學科布局不健全，發展也極度不平衡。比如我們看到，在其他任何國家都非常重要的癌症生物學研究領域，中國沒有一個知名大學建立了系統而有規模的科研團隊，甚至都沒有一個以癌症研究為核心的國家研究中心。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國科學家尤其愛好誇張的媒體宣傳，尤其注重自己科學成果的新聞宣傳得到了多少次點擊與轉發，如果上了國家電視台那就更是世界聞名的大成果了。而事實是有新聞價值的成果可能沒有什麼科學價值，近的如基因編輯嬰兒，賀建奎選擇通過媒體發布成果就是為了製造社會新聞效果。基因編輯在中國的冒進已有前車之鑒，2015年中山大學黃軍就嘗試了採用CRISPR編輯人類胚胎的試驗。文章在國內雜誌《蛋白質與細胞》（Protein & Cell）一天內通過評審發表，引起很大的新聞轟動。黃搖身一變成了「人類基因編輯先驅」。
如果事後證明賀建奎是被此類怪象鼓勵，我絲毫不覺得奇怪。這樣的「科學」不是因為中國科學家發展出了獨一無二的技術，或有獨一無二的想法，而是他們無知無畏，肆意妄為地突破國際科學聯盟為防止科學技術產生不可逆轉的災難而划下的「科學禁區」。
關於科學宣傳，國內學界其實怪象連連，比如我怎麼也想不通，一個建所二十多年的「神經科學研究所」怎麼會把「克隆猴」作為自己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標誌來宣傳。近期很多成為「媒體寵兒」的研究成果都是科學工程項目，缺乏漂亮而優雅的思維力量展示。
另外，在讀到中國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報道時，你時常會看到這樣的新聞：某科學家的發現比其競爭者早幾日發表在了著名期刊，便洋洋自得地認為自己取得了巨大的勝利。這尤其是中國結構生物學家最喜歡吹噓的故事。我絲毫不理解這樣的科學有什麼值得驕傲的，這恰恰說明你的研究成果可以瞬間被取代。難道這樣的科學，這樣做科學的方式值得我們大力宣傳和鼓勵嗎？這些行為鼓勵的是「嘩眾取寵，華而不實」的時髦科學，而科學家應該提倡的是追求以理性思維的力量發現世界及生命運行基本規律和原則的偉大科學。只有這樣的科學才能產生長遠的影響，才能真正展示人類智慧的力量。
孟德爾的遺傳學成果領先時代幾十年，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開始沒幾個人懂。偉大的科學的力量之一在於打破人類固有的知識框架和認知，開拓不為前人所知的研究領域。所以偉大的科學開始往往是受排斥而不被理解的。而迎合雜誌，迎合流行觀點的膚淺科學是註定不會留下深遠影響的。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科學？中國想要做什麼樣的科學？而所有的科學家都該往周圍看看，我們正在追求什麼樣的科學？
科學糟粕文化的拿來主義
以上列出的種種怪象的原因是什麼？恐怕很難回答，這也是「李約瑟難題」和「錢學森之問」問題的來源。因為中國沒有優秀的科學傳統，所以中國科學界採用的是向西方學術界，特別是世界第一科學強國美國取經的方式來發展自己的科學的。我在此要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觀點，即向美國學習可能是錯誤的選擇，因為美國科學的發展歷史可能是獨一無二，不可重複的。而我們學習繼承到的，恰恰是美國科學發展到現在而產生的毒瘤科學模式，即「發表與基金」的死循環。
追求CNS不是中國科學特有的現象，美國學術界一樣如此，每個學術領域都有所謂的學術大佬號稱發表過幾十篇CNS的文章，而事實是，大部分這樣的所謂大佬都不是本領域的開創者，而是憑著自己做實驗速度快，競爭力強，和雜誌編輯關係好而使自己文章可以快速發表。所以你會經常看到國際知名會議上雜誌編輯和高產學者在一起「討論科學發表」的現象。
而美國特有的基金支持系統和大部分大學的要求給科學家很大的發表壓力，因為沒有高影響因子的文章會對基金申請帶來極大困難，而隨之而來的就是科學家自己的薪水受到很大的影響。「Publish or Perish」已經成為桎梏美國科學家創造力的主要因素。很多有遠見的美國科學家也在努力呼籲改善這樣的惡劣的科學環境，但基本是螳臂擋車，這樣的現狀並沒有得到改善。
著名科學家，2002年諾貝爾獎得主布魯納（Sydney Brenner）本身經歷了分子生物學黃金時代的發展，也同時經歷了優秀的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傑出的科學文化和美國戰後的科學騰飛。對於現在流行的美國科學文化，他曾經在2014年的一個訪談里說，「今天的美國人發明了一種新的科學文化：就是把博士生當奴隸。」 （ 「Today the Americans have developed a new culture in science based on the slavery of graduate students.」）他又說，「我們的發表系統已經徹底腐敗掉了，這種腐敗是多層次的的，其中之一就是學術界把對科學和科學家的評判權交給了雜誌的編輯們。」（「In fact, I think it has become a completely corrupt system. It』s corrupt in many ways, in that scientists and academics have handed over to the editors of these journals the ability to make judgment on science and scientists」. ）布魯納在同一篇訪談里還說了一個笑話：「即使上帝也不會在今天的科研環境里生存下來，因為他做了一個創造世界的實驗，但沒有人能夠重複，而且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後來他沒有再有新的工作。而且他發表的論文（聖經）是一個沒有參考文獻的論文。」 [1] 而中國科學界不用腦筋的拿來主義，引進的恰恰正是布魯納所批判的美國最糟粕的科學文化一部分。
劍橋大學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管理委員會, October 1967. 由左至右Hugh Huxley, John Kendrew, Max Perutz, Francis Crick, Fred Sanger, Sydney Brenner.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MRC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
而如果我們回頭看看美國科學的騰飛及發展，會發現，二戰以前，美國科學對世界科學的發展貢獻微乎其微。科學界影響巨大的發現，從構建經典物理學大廈的牛頓擴展到廣義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以及量子物理學奠基，重要貢獻都在歐洲。化學元素周期表的發現以德國和俄國科學家為主。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的發展主要推動力也在歐洲。細胞學說，微生物學，免疫學，植物學的奠基與發展也以德國和法國等歐洲科學家貢獻為主。美國科學發展的轉折點也不過是二戰前後和冷戰期間接受了一大批歐洲流亡的科學家，其中包括愛因斯坦、馮·諾伊曼、西拉德、費米、泰勒。這些物理學大師的到來導致其物理學科得到快速健全和發展，其他學科也有類似的現象。而分子生物學的興起（分子生物學奠基人沃森，克里克和布魯納都先後從英國來到美國）及美國經濟的發展導致其對全球科學家吸引力大增，隨之成為現在的世界科學中心。
可以說，美國科學的成功有一方面是因為二戰勝利後其成為西方的中心和領導者，因此直接繼承了歐洲二戰前後現代科學蓬勃發展的遺產。這樣的成功先例很明顯是很難複製的。這種得來全不費工夫的模式，也可能是美國沒有努力思考如何維持優秀科學文化的原因之一。
科學之魂的歷史傳承
如果美國的例子重複性不大，那麼如何才能建立優秀的科學文化呢？讓我們把視角放的更遠一些，來看看人類歷史上那些著名的藝術及科學創新的黃金時代，有沒有共同的特徵。
科學史大致可以簡單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古典科學時期，中世紀科學，科學革命以及現代科學。
古典科學時期，西方以古希臘為代表，古希臘的科學哲學家們已經開始思考世界的本源（泰勒斯，公元前640-前546，號稱科學之父），數學的原理（畢達哥拉斯前570年－前495年）。古希臘的黃金時代是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個學術家族為主，以雅典學院為中心的蓬勃發展期。其中亞里士多德成為古希臘學術精神的集大成者，並在動物學、植物學、物理學、天文學和數學領域都有建樹。古希臘學術精神的核心在於，人們相信一切宇宙真理都可以通過理性的觀察和歸納得到。這是非常樸素的科學精神，也是現代科學精神的濫觴。
同時代的中國科學萌芽於先秦百家，科學方面以墨子等人為代表，也開始了樸素的對世界萬物的觀察和理性思考，對後世的科學及哲學的發展起了奠基性作用。
之後的古希臘因為古羅馬帝國的興起而消亡，但古羅馬科學哲學及藝術都直接繼承了古希臘的文化遺產，所以可以並稱為古希臘羅馬時期。
後來羅馬帝國消亡，歐洲逐漸進入宗教統治的時期，膜拜單一神的宗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同時宗教戰爭開始束縛理性思維的力量，歐洲進入相對停滯的中世紀。
而此時，相對繁榮強盛的阿拉伯世界的科學文化進入快速發展期，這時代阿拉伯人大規模翻譯了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典籍，才使得歐洲文化的精髓得到保護，沒有隨著亞歷山大圖書館的銷毀而消失。
後來經歷了黑暗中世紀的歐洲文化界開始反思，發起了起源於義大利並遍及全歐的文藝復興運動。文藝復興運動的核心是以復興古希臘羅馬精神為名，歐洲學者開始大規模翻譯之前流入阿拉伯的古希臘羅馬典籍，從而在科學、文化、藝術各個層面迎來全方位的突破。藝術層面的突破主張個性解放，繪畫和雕刻等藝術品突破了原來展示神性為主的主題，人性在藝術作品裡得到展示。科學層面，哥白尼和伽利略挑戰了宗教統治的世界觀。宗教層面則是導致了後來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
可以看出，文藝復興的核心是通過承接古希臘羅馬尊崇的理性精神來反對宗教的精神桎梏，從而進一步加強了理性的科學精神在對抗宗教影響時的主導地位。人類的個體精神從此得到一步步的釋放。
文藝復興的興起直接導致了科學革命，哥白尼和伽利略開始啟蒙人類對世界的客觀描述，根據第谷對星體的觀測數據，開普勒開始提取天體運動的規律，這接著啟發了科學革命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牛頓劃時代的發現。牛頓建立的物理大廈對世界接近完美的描繪讓人類感受到了理性思維的力量，也開始從心裡對神主導世界有了懷疑。而之後達爾文進化論的橫空出世，及孟德爾奠基的遺傳學則進一步打破了宗教對生命產生的闡釋權。科學從而進入快速發展的現代科學階段。
研究型大學的產生是科學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而第一個系統性地提出研究型大學概念的是德國教育家、語言學家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洪堡是普魯士帝國駐羅馬的公使，他對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文化非常推崇，尤其對古希臘學者追求真理時懷有的自由而純粹的科學精神極為仰慕。所以當普魯士皇帝威廉三世聘請洪堡負責教育改革，洪堡提出要建立研究型大學，以及教研一體的新穎設計理念。
柏林大學（1810年建立，後改名洪堡大學）的建立是大學史上的標誌性事件。洪堡大學後來成為德國科學的中心，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展成為世界科學中心。馬克思、恩格斯、俾斯麥都是洪堡大學校友，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普朗克、赫姆霍茲、赫茲、波爾、馮諾伊曼，生化學家沃伯格、菲舍爾，都曾在洪堡大學任教。
洪堡大學在二戰以前一直是世界智力中心。其模型後來得到快速複製，美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模仿洪堡建立了美國第一個研究型大學。北京大學的管理理念是由曾留學德國萊比錫大學的蔡元培依照德國大學理念建立的。當然，研究型大學的理念後來在美國得到空前成功，與其傑出的私立大學系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之後就是我們之前所述的美國科學的成功。
從以上一個極簡版的科學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現象，每一次科學的大幅進步都是當時有追求的學者主張復興古希臘羅馬學者精神的產物。而古希臘學者的純粹而高尚的精神的確可以被稱為是貫穿幾千年人類科學發展史的「科學之魂」。如果我們想要推進科學革命和復興進入下一個階段，那麼重新豎起純粹高尚的科學精神大旗是非常有必要的，而這種精神在現在時代背景下如何復興則是學術界需要深入探討的問題。
也許有學者會說，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不是科學的黃金時代，所以大家的工作就是修補前人建立的科學大廈。這是懶惰的學者合理化現狀的借口。科學界還存在很多重大而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比如生命的起源，多細胞生命的形成之謎，量子物理學和經典物理學的統一，意識的本質，如何從物理學規律徹底解釋生命現象。
任何以上問題的解決都有可能帶來科學的大幅飛躍和新科學思想的產生。正如愛因斯坦在給普朗克祝壽時的一篇祝辭里寫道：「普遍規律作為理論物理學的思想體系得以建立的基礎，應當對任何自然現象都有效。有了它們，就有可能通過純粹的思想演繹找到一切自然過程（包括生命過程）的理論，只要演繹過程沒有超出人類的智力。」（出自愛因斯坦：《科學的原則》）[2]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沒有形成自己的科學傳統及文化，但也意味著中國的科學文化發展沒有過多的包袱。我呼籲有追求的中國年輕一代學者要有勇氣舉起純粹高尚的科學大旗，勇敢追求解決意義重大的科學基本問題，齊心協力革除腐朽而沒有生命力的科學發表和評價系統，形成健康而有鮮活生命力的新時代科學文化。
如果中國的學者有勇氣徹底改變現狀，那麼下一次啟蒙運動或科學革命就極有可能出現在東方，中國的學術界也極有可能再現「百家爭鳴」的盛況。我衷心希望通過這篇小文拋磚引玉，激起有追求的學者開展關於建立下一代傑出科學文化的討論。
參考文獻
[1] http://kingsreview.co.uk/articles/how-academia-and-publishing-are-destroying-scientific-innovation-a-conversation-with-sydney-brenner/
[2] Einstein, Albert. Principles of research.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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